靶向治疗期间最严重的并发症，一旦罹患可能难以恢复！

《柳叶刀·血液学》曾发表了一篇荟萃分析[1]，详细论述了卵巢癌经常使用的PARP靶向药可以引发两种致命的血液系统恶性疾病，即骨髓增生异常综合征（MDS）和急性髓系白血病（AML）。

过去，我们只是大致的了解到，极其罕见的情况下，PARP靶向药会引发致命的血液恶性疾病，但是这个几率是多大并没有做过认真的探究。这项荟萃分析恰好给出了几个明确的解释，值得分享给大家。

首先，在作者选取的18个有安慰剂对照的临床试验中，一半以上的研究没有因为PARP抑制剂的使用而出现MDS和AML这样的血液疾病。在总体上看，在PARP抑制剂影响下，这类疾病的发生率不足1%（0.83%）。

但研究确实发现，与安慰机组相比，使用PARP抑制剂会让患病风险提高1.63倍。

在随机对照试验中，PARP抑制剂与安慰剂相比，治疗相关的骨髓增生异常综合征和急性髓系白血病的风险汇总分析森林图

图片来源：文献1（下同）

为了搞清楚PARP抑制剂在真实世界当中的致病风险，研究人员还对世卫组织的药物安全性报告数据库（Vigibase）进行了搜索和分析，给我们提供了极其丰富的研究成果。

截止到2020年5月3日，WHO的数据库中共收集了178例PARP抑制剂相关的MDS和AML病例。

针对这些病例的第一个发现是，血液恶性疾病并非药物积累到一定程度才会发生。

虽然数据显示，使用PARP抑制剂一般在近10个月左右才罹患此类疾病，但这些患者的发病时间跨度非常大，有的患者使用PARP抑制剂三个多月就发病了！

许多患者在罹患血液恶性疾病之前，会先出现血细胞的明显减少，其中红细胞变化（贫血）最为明显（34%），其次是血小板降低（24%）。

而这类“预兆”出现的时间跨度依然很大，一般是7个月，但仍有的患者服药不到2个月就出现了血细胞减少的现象，随即诊断出MDS或AML血液恶性疾病。

正常状态下，被抑制的骨髓造血功能会在一个月内（28天）会逐渐恢复，尤其是在药物减量的情况下。假如血细胞计数没能恢复还在持续减少，就要高度警惕——会不会是出现了MDS或AML这类造血系统的恶性疾病。

通过这项真实世界的分析，可以进一步看到，MSD和AML的预后非常不好，患者多数未能恢复（91%），仅有极少数患者（9%）恢复了健康。而且一般能恢复的都是MSD患者，AML患者还没有一例能够实现治愈。

针对这178例患者，如果再看一下他们在近几年的分布趋势，就会发现：随着PARP抑制剂的普及，恶性血液疾病的发生也随之“水涨船高”！

数据截至2020年5月3日

作为这项研究的主导人，法国卡昂大学医院医学博士Joachim Alexandre再次强调：PARP抑制剂治疗期间有可能导致严重血液系统疾病，作为第一次大规模的分析数据，他们发现这并不是药物毒性累积的结果，而是在服药的任何阶段都有可能出现。

结语：

靶向药的出现是一场划时代的革命。癌症治疗因为靶向药而进入精准治疗时代，越来越多的患者受益于靶向治疗的低毒、高效、容易使用等特点。

靶向药的毒副反应远低于化疗这也是一个不容争辩的事实。然而，在还没有像化疗那样被广泛使用的时代，大家很容易在主观上放大化疗的副作用，却忽视了靶向药的潜在毒性！

如今，随着靶向药的普及，无论是患者还是医生，大家都渐渐意识到了这个问题。

以PARP抑制剂为例，这种药物正越来越多的用于卵巢癌、乳腺癌和前列腺癌患者当中，特别是携带BRCA致病突变的患者。如今，许多卵巢癌患者是靶向药的受益者，她们通过持续服用靶向药避免了癌症的复发，却忽视了潜在的血液毒性可能正在“酝酿”这另一个更加可怕的问题。

主流上看，PARP抑制剂比较普遍的不良事件是胃肠道、血液和乏力三个方面。

进一步看，三种已面市PARP靶向药还有些不同之处。去年十月，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医学院卵巢癌专家Rebecca Stone博士受采访时曾总结道[3]：

卢卡帕利的肝毒性则特别明显，34%的患者出现转氨酶升高，10%的患者较为严重；尼拉帕尼的血液毒性最高，61%的患者可出现不同程度的血小板减少，严重者则有34%。目前国内使用最为普遍的奥拉帕利，最容易出现毒副作用的则是贫血。

这就是为什么医生会特意交代使用PARP靶向药期间一定要定期来医院检查血象。不仅仅是为了及早纠正“贫血”等副反应。有些并发症是“生命无以承受之重”，它们虽然“罕见”，但却成为你我抗癌之路上的“窨井”，一旦落入就会难以脱身，值得特别警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