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篇散文}病耻 1

 病  耻

壹蓝

一

现在可以感同身受了吧。但我反而近一个月没有联系她了。她们说我通透，而今我明白那时我只有居高临下的虚假共情。无分别是一种太难抵达的境界，简直可以成佛，于我，这辈子终究只能心向往。过去时光里无数相关的细节，那些或沉入黑洞或升往长空的情绪，统统压瘪在我记忆的西北角，它们是一层灰色的滤镜。“灰色是一种值得信赖的颜色，比黑、白更好，更真实，更常见。”她说，眉眼笑着。她笑着，像一朵向日葵。她已经老了。特别是得病过后，她脸上的皮肤很快松弛了。万幸的是，很多人吃内分泌药脸上长斑，她没有，她脸上的皮肤还如年轻时那样白皙。“你看，你不是恢复得很好吗？和健康人没什么两样。”有友闲唠。“你们是空气，我是霾，怎么能一样呢？”她中文系毕业，说话喜欢类比。她曾经非常喜欢喝红酒，朋友圈里经常发的都是她家先生从某个国家带回来的红酒照片，高脚杯底薄薄一层红酒，铛铛，两个瓶子向对方倾斜。偶尔，她也会晒自己酿的红酒，从到乡下的圩场找野生葡萄，再到回家洗、摘、晾葡萄，一直到一层葡萄一层冰糖挤压到大玻璃罐里发酵，她有意无意地在照片背景显示自己的车标、家里的保姆、院子里的草坪和雕塑。我知道，她在晒红酒，更在晒她的幸福。可很长一阵子，她从朋友圈里消失了。我知道，我知道，她设置了朋友圈分组可见，还设置了朋友圈三天可见。她希望自己在别人眼里是完美的，她也曾经认定自己的生活趋近完美。疾病猝然而至，绝望时刻笼罩着她，医生告诉她的病理分型分期不会死人，让她好好活。但不安像胸壁的伤疤，一直贴着她，她摆脱不掉它们。“十公分长的一只蜈蚣趴在你的身上，如果是你，你还能淡定吗？”她问。那是她患病两年之后。在这之前，即使对最好的朋友，她也从未提及那场她自称让她“残缺”的手术的细节。三年以后，确认我和她患上了同一种病，在医院的病床前，她淡然地撩开上衣，让我看她的伤痕。“没那么可怕，也没那么丑。”她说。我用手去摸那根线，用五根手指，弹钢琴般体会那根线与周围组织的细微差别。胸壁下的一根骨头鼓起来，她说蜈蚣在爬山。我反驳，根本不是蜈蚣，只是一根线。她说，三年蜈蚣瘦成一条线，往后最好瘦成一条闪电。其实仔细看，那道疤痕真的比周围的皮肤显得更白，像一道光。

都过去一年了，应该恢复九成了吧。但她反而说自己的抑郁严重了，老是觉得“空茫”。我觉得“空茫”是她自造的一个词，意思应该约等于薛定谔《生命是什么》里的 “负殇”。这本书还是我借给她的。做完手术她说自己一晚难得睡着一小时，脑袋里四万八千个念头，永远千军万马在干仗。当时我包里正好有这本书，就掏出来放在她床头。我还随意推荐她读《相约星期二》，让她把《心经》背下来。结果她告诉我她只读完了薛定谔的书。她由薛定谔的书联系到自己的病。她说，这个世界的组成，大分子是有序的，小分子是无序的；那，人体就是个大分子，身体里的细胞就是小分子。大分子的有序性战胜小分子的无序，生命存在；大分子的有序性败于小分子的无序，生命消逝。生命的演变过程就是一个负殇过程，万物最终归于虚无。“我的无序的癌细胞很快要战胜我的身体了，我很快要消失了。癌细胞是泼妇。”她说。这违背了我的本意，她越陷越深，与我希望她解脱的本意背道而驰。她把家里的葡萄酒翻出来，未经先生同意，到处送。她戒了肉。她极力主张先生如常生活，鼓励他每周三次雷打不动到体育馆游泳，有学术活动有展览有会议安排时该出差出着该出国出国。她持续平躺、大眼圆睁，确诊前所有的日子，排山倒海地向她涌来。过去时光里那些幸福的事物，一直在意识的最深处，显得现在的她是多么的卑微而无能。即使在和刻意从国外回家探望自己的儿子相处的幸福时刻，内心深处，情绪的阴霾的也时隐时现。她破了自定的戒，作势去抢儿子的巧克力，大口嚼牛轧糖，仍无法消除那枚抑郁的烙印。没做手术前，她怨恨老天爷对自己不公，觉得自己没做什么坏事，为什么老天爷要让自己面对生死考验，但现在，她把自己的病归于“活该”。喝酒，吃肉，熬夜，晚育，几乎没喂奶，甚至喝蜂蜜，喝豆浆，这些都是她找到的与疾病的关联。“你多么幸福呀，老公事业有成，儿子帅气优秀，你应该能很快走出来才对呀！”那些安慰她的朋友，并不真正了解她的内心。他们试图让她释怀的说辞，却更加深了她的负罪感。她在网上搜索，无意发现“病耻”这个词，就像在书本里学习了火车这个词又在图画里认识了火车却第一次见到火车的孩子。她把“病耻”写在笔记本儿里，用水性笔一笔一划地练，一页一页地练。她盯着一排一排的字，感觉越看越陌生，越看越觉得这些字像一排排的植物。她到先生的床头柜去找打火机，把笔记本拿到阳台，在一个不锈钢盘里把它烧掉，灰被冲进了厕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