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些胸口有伤疤的女人：曾经离死亡那么近，如今这么美

活着就够吗？要好好的活 ”，这是四年前协和医院乳腺中心的一位护士对我们说的话。

从生活的侧面看，没有人能够真正逃脱苦难。这五个胸口拥有伤疤的女人，面对生活突如其来的考验，选择以爱的方式作为回应。她们在勇敢的女人中显得更为勇敢，在刚强的心中更为刚强，生命像一棵被汗水和泪水浸湿的参天大树，郁郁葱葱。

她们让我们相信：心中有爱，勇敢向前，所有的期望和幸福都会成为现实和可能。

史安俐：服输？没可能

“特别丢脸，真心话！因为我在卫生部工作，全国肿瘤防治办公室的设立，我是负责人。那年，全国肿瘤专家论证的会议，我还主持呢，结果哐当，我自己就得了（乳腺癌），谁都不信，我也不信。

 “怎么就信了呢？病理结果出来，说什么都没用，片子在那儿。我有个好朋友，全国顶级的病理专家，他不信：‘胡说什么呀，拿片子来我看看！’他一看片子，就不吭声了。我说：‘你怎么蔫了？不说话了？’真是，说啥呀，啥都不说了。”

中国抗癌协会癌症康复会主任史安俐， “快人快语”这样的词，不足以形容70多岁的她。老太太精神抖擞往你眼前一站，嗯，马上就有酣畅淋漓的即视感。

回忆起患病：“我突然发现自己的月经颜色不好，而且很少，乳房一摸摸出来，麻袋片、蝎子一样的肿块。我觉得有问题，马上从安特卫普到布鲁塞尔的乳腺中心做检查。‘bad news’，听到医生和我说的这第一句话，窗外整片的天就变成灰的了。医生问：‘你需要帮助吗？’我没有说话。过了一会儿，我说：‘我明白了!’扭头跑出病房，在马路上使劲的哭。 ”

之后的手术顺利而猛烈，为了降低癌细胞扩散的可能性，史安俐的左乳、胸大肌、胸小肌、淋巴被切得干干净净。

接下来的整整17 个年头，史安俐从不和别人说自己得病的事儿。直到2015年的中国，由《时尚健康》杂志社联合主办的第18届全球乳癌患者支持大会(RRI)成功举办。但也就是在那一年，史安俐的另一侧乳房又发现病变，癌症第三次拜访这位精神抖擞的神奇老太。

“我外婆是乳腺癌，我父亲是胃癌， 可能确实有遗传的因素，但我身体底子好，体操、游泳、跳芭蕾、滑冰，哎呦呵，冰刀好几个呢，只要坚持就是胜利。”

距离癌症的第三次造访已过去两年，距离人生的第一次“丢脸”，已经过去31年。史安俐今天的生活，用“精彩”形容毫不为过，可能还要加上“奔忙”两个字。本期“粉红专辑”奔赴印刷厂的时候，她正在美国波士顿参加中美健康高峰论坛。清晨七点多起床，微信给朋友发了20 多张会议现场的图片，穿灰色西服或者蓝色衬衫的开心合影，街头或者海边红色衬衫的自拍美照。 每一次这样的幸福轰炸后，朋友一定会收到她发自内心的两个字：“分享”。

温洁：这是一场无声的战役，我要用美丽打败它

2009 年9月30号，因为国庆 60 周年大阅兵，长安街沿线单位放假。形象设计师温洁躺在家里的床上想：啊，终于可以休息了，起床后可以约发型师做做头发。伸了个大大的懒腰，无意中碰了下右边的乳房：这是什么东西？挺奇怪的形状，而且不动。

手术定在那一年的11月3日，成功而且完美，医生告诉她：“你的乳房保住了”。她问医生，有没有什么进口的药可以不掉头发？医生说，不可能，如果有，肯定是假的。一名形象设计师，一个如此爱美的女人，每次化疗前都会精心的化妆，“这是一场无声的战役，我要用美丽打败它。”曾经拒绝手术的她，笑着对《时尚健康》回忆过往：“ 我当时以为癌症就意味着死亡，化疗期间就牺牲了。我想多留时间陪伴家里人。”  

术后五年的康复体检，骨扫描的检查室外面，这个女人光鲜亮丽地站在人群中。大家都很奇怪，这个人在这里干什么？她不怕辐射吗？一位轮椅上的母亲问：“你是乳癌患者吗？”是呀；“你的头发好粗好长，我可以摸摸它吗？”可以呀；“我可以摸摸你的脸吗？”可以呀。轮椅上的母亲笑了，如此的开心，“我妈妈这些天一直在和父亲准备遗嘱。你给她带来了希望。”轮椅边同样开心的女儿对温洁说。

董卫红 ：看看我的美照呗

“我都快60岁了，嘿嘿”董卫红的那声笑真是嘿嘿嘿，有点得意有点淘气有点狡黠。其实她吹牛，1960年出生的她，今年才57岁。但她没有吹嘘，令亲友和医生赞叹的是2011年2月的第一次手术后，她已经三次骨转移，今天依然活蹦乱跳。

“2012年，我一年半复查的时候发现第一次骨转移，那时候顾不上害怕，就想着赶紧治，挺迫切的。2013年，妈妈突然得肺病，2个月就去世了。完全无法接受，街上看见一个老人，和我妈很像，根本受不了，突然就大声地哭起来，路人就跟看神经病一样看着我。结果8月份复查，左侧前肋骨第五根放射性增高。拿到结果的瞬间就明白了： 我不能继续活在这种负面情绪里，妈妈已经走了，再搭上一个也没有意义。所以很快地调整自己，特别好。真的别纠结任何一件事，正面的情绪对人的影响特别大，那种针对性的修复作用特别强。”

今年二月，董卫红复查出第三次骨转移。 57岁的笑声嘿嘿嘿的出来，“ 一个也是转、 两个也是转，就转呗，爱哪儿哪儿呗，慢慢治呗。”

六年半前，手术后躺在病床上的董卫红，第一次接触协和粉红花园的病友探视，“我的眼前一亮，哇！她们能恢复那么好，我有她们一半已经很知足了。我一直在努力。粉红花园让我活出了不一样的自己，明白不要整天病怏怏的，我这不好、那儿不好，我生病了什么的…我原来那么内向的性格，嘿嘿嘿。”

快六十岁的董卫红，很利落地掏出手机， “给你看看我的美照呗。”

晶晶：留着那块有猫的皮

左乳手术那个位置纹着一只小猫，和医生谈手术方案时，她担心（乳房）全切猫就没了，对大夫千叮咛万嘱咐。上手术台，麻醉药起作用前，医生护士的大口罩们在头顶晃动，一个熟悉的声音从上面传来：“ 她说了， 如果（乳房）全切要流着那块有猫的皮肤。”

 “对，是这么回事。我觉得那个时候能想到臭美，才说明有救呢。起码在心态上没被打垮。”那几年做着服务窗口的投诉处理，每天特别累，“都是找你打架的，全是负面情绪。我住院做手术的时候，手里还有十几个没有处理完的案子。”工作的过去、情感的未来，化疗中身体的强烈反应，开启了病床上的奇思妙想：“ 你说安眠药属于处方药，人家看我这样，肯定不给开；上吊拴绳儿？ 我们家老房子，都挺矮的。割腕？不也得使劲吗？使不上劲，就切一小口，人家看了会说，你在这儿干嘛呢？”最艰难的那段走过来了， 听晶晶同学回溯过往，就跟听单口相声似的。

2012年，晶晶那年36岁，住院、手术、结识并加入粉红花园的青葱玫瑰项目。“真的，在帮助别人的过程中我受到很大的鼓舞。我们去探访年轻的、刚刚做完手术的病友，其中一个兰州的女孩儿在几百人的群里认出了我。‘是不是就是你呀？短头发，还挺年轻的。声音特别有魅力’。她来北京时，我带她去见一位下肢瘫痪的残疾姐妹，那个女孩儿正在电脑上改稿，一篇宫颈癌患者写的采访稿。我们帮她一起改。我记得稿子的内容，采访的是一个渐冻人…我让她，她让另一个她，看到生活中特别好的一面。怎么说呢？这个病后，我常常觉得：我不是“幸运”是蒙福。这份因祸得来的福份，让我思考“生”的意义，有更多想法和时间，去做那一点点更有意义的事…”

郭健：感恩，得病给我带来了太多的美好

采访刚开始，她就放了一句狠话：“事业、家庭、情感都是自己创造的，包括疾病。”这个狠，并不意味着凶狠，而是她对自己60多年人生的有力表达。“ 我爱吃冰激凌、爱吃肉、爱熬夜、爱唱卡拉OK，整个生活方式是乱套的。我的这个病（乳腺癌），就是年轻时种下的果。”

 2003年5月，至少还有半年才到自己的50岁生日，郭健竟然提前收到了人生半百的一份大礼。广州市第一人民医院的诊断书上写着：郭健，浸润性乳腺癌，为阻止癌细胞扩散，建议实行乳房切除术。”

2005年，郭健接受了《时尚健康》杂志的邀请， 全裸拍摄失去乳房的那一侧胸部。现场的化妆师小心翼翼，在平坦的胸口、长长的伤疤上涂画粉红丝带，郭健说，“没关系，你不用那么轻，我这里早就不疼了。”她成为中国第一个面对镜头裸露术后伤口的乳腺癌患者。

14年过去，偶尔碰到那个曾经飘扬过粉红丝带的刀疤，不仅没有痛感，而且纤细柔软。做过14年眼科医生的她，会笑着说，“外科医生缝伤口就是不如眼科缝得好。”这里的好，应该是好看的意思。

那次手术前，很久没做美容的郭健，去美容院做了美甲，“因为我想手术后要穿病号服，要躺在床上；如果脚指甲露出来，画了小花会很美。”于是那天的医生、护士和病友看到了很多淡粉色的小花儿，在枣红色的鲜艳指甲盖上竞相绽放。

年近四十的儿子对63岁妈妈的生命状态，感到自豪和欣慰，“14年的新生，单身飞翔了26年，我们会随时分享彼此的快乐。如果都在广州，约起！一起吃饭、看电影、一起逛街，春节长假，我们就一起出国旅游。”

2003年以后的郭健，她会把学到的知识，用来分享生命的意义。她说， 这个重生14年的女人会和朋友们说：“ 原有的思维模式、行为模式，造成了我2003年乳腺癌这个生命事件”；“ 在化疗那种生不如死的体验中，那种能量最低谷的状态中，感受那种真正的脆弱无助，放下所有的角色，静静感受身为一个女人的内在柔软，勇敢地去呈现自己的弱小，这会让我们收获更多的爱。

女人要懂得自己，善待自己！承认并积极面对生命，抓紧时间做自己该做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