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汉疫情下一位女儿的心声：不能让父亲缺了救命药！

“咳咳咳、咳咳咳......”父亲又咳上了。每年总有那么几个月，尤其是天气转凉时，随时都能听到父亲断断续续的咳嗽声，好像要把肺咳出来一样。而这一年，父亲却咳出血来了。

2018年10月，已入深秋，父亲已经习惯了季节的变化带给身体的影响，他像一个熟知自己身体零部件的老工人，咳嗽的厉害了，他就去医院打消炎药。可是这半个多月来痰中一直有血，再加上体力越来越跟不上，我隐约意识到父亲的“老肺病”可能更严重了。带父亲去医院做了检查后，医生说可能是肺结核，需要住院观察治疗。

在住院的一个月时间里，父亲做遍了全身的检查，也做了治疗，但咳嗽却没有一点好转。在我们都不知所措的时候，医生告诉我们一个更加不幸的消息。胸部CT显示右肺上有个东西，不是肺结核，怀疑是肺癌。医生和我说，快给你父亲办理转院吧！

“怀疑是肺癌”......我的脑子里一直盘旋着这句话，但没有时间给我焦虑。把父亲转到武汉大学人民医院后，做了支气管镜检查，很快我们就接到了消息。肿瘤科的张一桥主任告诉我说，“确诊了，是肺癌，根据你父亲目前的身体情况，可能无法手术。”我拿着检查报告单，看了一遍又一遍，再三确认医生是不是说错了，“非小细胞肺癌，考虑为鳞状细胞癌"。本来以为是可以治好的肺结核，没想到现在成了肺癌，我突然慌了。在我还没想好要不要告诉父亲这个结果时，他已经知道了自己的病情。

还没退休前父亲自己做点小生意，所有的事情他都要自己看一眼，检查报告也一定得交到他手上，这些事情瞒不住也藏不了。我怕他无法承受这个结果，在他面前时就尽量多说话，让他不要多想，好好配合医生治疗。当时我虽然已经成家，但还没有孩子，确诊之后他总是说，怕是自己等不到我生孩子的那一天了。我只能强忍着心里的慌乱，找医生帮忙给父亲想想办法。

医生说父亲肺部上的肿块有8公分大，已经触动了旁边的血管，做手术的风险很大，再加上父亲有基础疾病，身体状态不好，只能选择保守治疗。

其实父亲的咳嗽已经持续了七八年了，他有肺气肿和慢阻肺（慢性阻塞性肺炎），再加上抽烟十几年，再好的身体也经不住这样的折腾，除此之外还有酒精肝硬化，这些病在他身上常年调理还能撑得住，现在得了癌症无疑是雪上加霜。我回想起2015年，在武汉市第六医院检查出肺气肿时，CT片子上显示肺部上有一个小东西，但那时没多想，就没再做进一步的检查，现在想一想，那可能就是肺癌的前兆，可惜父亲已经错过了最佳的治疗时间。不能做手术，还有抗癌的药物可以用，但没想到的是，这又成了父亲的一道坎。

父亲是非小细胞鳞癌、Ⅲ期，如果有合适的靶向药可以用，肿瘤就能控制得住。基因检测的结果显示，没有出现驱动基因突变，父亲无缘靶向治疗。没有靶向药，还可以选择免疫药物！但检测结果再次将我们打回现实，父亲不适宜免疫治疗。没有药可用，医生建议我们不要放弃放化疗，但没想到父亲再次拒绝了化疗的要求。在我眼里，父亲一直是一个脾气倔、性子急的人，虽然那年他已经66岁，自己做了决定后，别人都劝不了。我陷入了无助和恐慌之中，看着父亲消瘦的身体，止不住的咳喘，突然感觉生命在一点一滴的流逝。

在一线二线都找不到合适的抗癌药时，医生给我们带来了另一个希望，张一桥主任和我说，可以试试抗血管生成药物安罗替尼。父亲的管床医生陈功医生说”如果这个时候用一种他能接受且临床效果好，同时副反应可耐受的治疗方案不失为一种更优的选择。”当时我对肺癌的治疗了解不多，除了和医生沟通就是和父亲病房里的病友聊天。肺癌治疗有手术、放疗、化疗、靶向和免疫治疗，父亲不能手术、又拒绝化疗、靶向药和免疫药用不上，如果这时候有药可用，哪怕只有一线希望，我也想让父亲试一试。

2018年11月父亲开始使用安罗替尼，由于药物只需要口服，父亲可以出院居家治疗。虽然是放手一搏，但我心里仍是担心，这个药对父亲有效吗？如果有副作用出现该怎办？而一月后的复查结果给了我们一个大大的惊喜，父亲肺部的肿块有明显的缩小，更没有出现让人担心的副作用，就连医生也未曾想到，安罗替尼可以对父亲产生这么好的疗效。药物有效，让我们对抗癌树立了信心，一直沉默不言的父亲也终于松了一口气。

在开始服药的同时，医生又给父亲做了胸部的放疗，从2018年11月到2019年的1月，一共完成了33次的放疗，此后便一直坚持口服安罗替尼。从父亲开始吃药到现在，已有近两年的时间，每天一粒，按照21天疗程（服药两周、停一周），每一次的复查都显示肺部的肿块在慢慢缩小，没有副作用的影响，父亲的身体也逐渐恢复。虽然不能做重活，但日常的生活已经可以自己完成。走路不能太快，他就走慢点，不能走太远的路，他就骑上电动车。和小区里的同龄人一起打牌，成了他最常做的娱乐活动。

既然药物有效，我们就做好了打持久战的准备。使用安罗替尼半年后，我帮父亲申请到了慈善援助，我对父亲说，只要坚持吃药，我们就有希望，因为他还要看到我的孩子出生。

年初突然到来的疫情，是武汉最灰暗的时光。小区封锁，出门需要全副武装，看着新闻里每天上升的数字，我突然感觉到生命的逝世原来离我这么近。我嘱咐父亲一定不能出门，小区居民里的日常生活都统一归到社区管理，虽然一日三餐都不会少，但对于父亲这样一位肺癌患者来说，最不可少的就是抗癌药物。

每月需要去药店领药，分两次领，每次两盒，因为药店的人只认我，领药这个事只能我去做。而那时我已经到了孕晚期，挺着个大肚子，只能求助社区。好在社区的工作人员能理解我家里的情况，批准我出门，还帮我联系了车带我去药店。在封城的那段时间里，人心惶惶，我也有害怕的时候，但父亲还等着药救命，我心里只想着不能让父亲停下一天没有药吃。

那时的武汉每个医院都挤满了新冠肺炎的患者，肿瘤科的CT室已经被前线征用，虽然错过了复查的日子，但庆幸地是，父亲在这段时间里身体没有出现不适的症状，他待在家里每天按时吃药，盼望着我的孩子顺利出生。

武汉解封后，我带着父亲到医院检查，再次进行了基因检测，检测结果仍就是阴性，医生建议父亲还是继续服用安罗替尼。

到今年11月份，我的孩子已经7个月大了，而父亲的抗癌之路也走了两年。回顾这两年我陪他走过的点点滴滴，从刚开始确诊肺癌的慌乱，到没药可用的无助，再到安罗替尼带来的唯一的希望，直到今年度过新冠疫情的影响，父亲是不幸中的万幸。

现在的他可以帮我看看孩子，有时孩子睡着了，他就坐在一旁静静的看着，一老、一小，我想这就是生命的延续吧。而孩子也成了父亲的寄托，陪伴孩子长大，是他最大的心愿。

这是一个女儿的口吻讲述她陪伴父亲抗癌的故事，当我问她在这段路程中，你遇到最困难的事情是什么，王馨说是父亲刚确诊肺癌后的恐惧和不知所措。支修益教授曾在采访中提到过，“过度恐惧癌症”是大部分患者在刚确诊时都会出现的心里压力，而这来源于患者及家属对整个病情的不了解，对目前治疗的新技术、新手段和新药物的不了解。在和医生的沟通中慢慢了解到目前对肺癌的治疗情况，王馨说在得知安罗替尼可能对父亲有效时，她想试一试。

在采访的最后，王馨说除了抗癌药物，心态也是一个抗击癌症的武器。刚确诊时父亲最忧心的事是他怕自己活不了多久，在吃药治疗有疗效后，父亲慢慢放下了心里压力，和其他人也多了沟通和交流，他有时会忘记自己是一个癌症患者，只是需要长期服药的慢性病人一样。

张一桥主任

武汉大学人民医院肿瘤III科主任医师

兼任武汉市肿瘤学会常委

湖北省抗癌协会理事

湖北省抗癌协会化疗委员会常委

湖北省抗癌协会头颈肿瘤专业委员会委员

毕业四十年一直从事临床工作，具有丰富的临床经验。

精通各种肿瘤化疗、全身综合治疗和靶向治疗。

陈功医生

武汉大学人民医院肿瘤III科医生